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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铃：我的世界语人生（三）
刘 铃：我的世界语人生（三）
发布日期：2021-09-16 13:39
发布时间：2019-07-10 14:39 来源：协会秘书处
文/刘 铃
1979年，为了便于集中使用世界语力量,外文局决定图书社世界语翻译组并入中国报道杂志社(1973年后《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的中文名称更名为《中国报道》，外文名称不变)，我被任命为图书部主任,继续负责世界语图书的出版工作。1981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成立,我在出版社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但从创办到初具规模,我一直是实际工作者，主持着出版社的工作，后来经社领导同意我用“业务负责人”的名义对外联系工作。为国内世界语者出版工具书和学习用书也是出版社的任务之一，我推出了拳头产品《世界语汉语词典》和《汉语世界语词典》，后者是我主编的，但受文革的习惯影响书上没有署名。我用编译合一的方法对编辑工作进行了改革，为了帮助国外读者理解中国的事物，直接用世界语对许多书加了注解，还为《骆驼祥子》加了一幅老北京的地图。选题的范围更加扩大了,文学作品一向是世界语读者喜欢的选题，我们出版了三大本精装的《中国文学作品选》，还有矛盾的《子夜》、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老舍的《骆驼祥子》等文学名著。我一直把介绍中国基本知识作为出版社对外宣传的重要任务，我认为出版社从长远考虑，应该出书系列化，我推出了《中华五千年》等中国基本知识丛书和《阿凡提的故事》等民间故事小丛书 ，此外还出了不少连环画和儿童画册。通过来华访问和书信往来，我和日本著名世界语作家宫本正男成了好朋友，我们合编了《绿川英子文集》。绿川英子是日本世界语者，抗日战争时期来华，和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侵华战争。她曾在武汉用日语进行反战广播，日本军国主义者骂她是“娇声卖国奴”,周恩来同志当面表扬了她，后来她因病死在东北,葬在佳木斯。为了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把《绿川英子文集》作为中日合编的重点书出版。宫本先生提供了许多绿川的珍贵照片为这本书增色不少。在6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我认识了德国哲学家Bruno Vogelmann，后来他来华访问过，几十年间和我书信不断，这是我联系最多、最久的国际友人。Vogelmann向我推荐了欧洲出版的《九种语文国际贸易辞典》，建议我加上中文和日文出版亚洲版。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中文和日文的翻译都由我亲自向国内外约稿。中文的翻译由周力同志帮忙找内行人担任，周力就是当年引导我去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周原阜，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周力，调到北京外贸学院当了外语系主任，仍然热心世界语工作的他担任了全国世协机关刊《世界》杂志的编委，为世界语出版社从日文翻译了《世界语前置词略解》。《十一种语文国际贸易词典》出版后，世界语出版社的出书品种更丰富了。世界语出版社出的书越来越多，没有自己的翻译力量是不行的。图书社世界语翻译组合并到报道社的时候，除了我继续负责图书出版工作以外，其余大部分同志都合并到期刊翻译组了，现在又分出一部分成立了以谭秀珠同志为首的图书翻译组，世界语出版社终于有了自己的翻译组，队伍更加壮大了。1987年，应国际文化服务社的邀请，我作为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的代表，和国际书店世界语科的孙晓燕同志一起访问了南斯拉夫，参加了萨格勒布的国际书市。书市上只有书没有刊,我只能用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的名义参加。书市举办了旅游图书报告会,我发言介绍了中国出版旅游图书的情况。国际文化服务社在书市上设了一个世界语图书的摊位，这是实地考察国外读者对中国的世界语图书的反应的好机会，我亲眼看到，中国的世界语图书占的比重很大，而且卖得很快，我们不得不把原来带来准备送人的书都拿出来卖了，可见外国读者对中国的世界语图书还是很欢迎的。我对萨格勒布的访问引起当地很大关注，政府官员接见，电台采访并当天广播，报纸也及时报道并刊登了我的照片。这反映了国外对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的重视。全世界出世界语图书的国家出版社只有两家，中国和越南，在印装质量和品种的多样化上越南都不如中国，所以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是实力最强，最有能力占领国际市场的，在扩大对外宣传效果上世界语有着独特的作用。国际文化服务社是民办的世界语组织，没有能力请我们住宾馆，在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我们吃住都在世界语者家里，都是私人接待，说的全是世界语，实践证明，世界语确实是进行国际民间交往很好的工具，它有利于拉近民心，有利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这次出访很成功，扩大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在国际上的影响。1989年，因为年龄关系我必须退出领导岗位，我负责世界语图书出版工作至少有二十多年，如果算上1957年恢复世界语工作后我在图书社协助安排世界语书籍的出版，就有三十多年，在此期间出版的世界语图书有三百多种。
1990年，刘铃先生出席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并作为中国代表在主席台就坐
1984年，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由于文革清队期间我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解决了影响我入党的唯一难题，这次在报道社入党，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当时的外文局局长范敬宜同志把我作为知识分子长期要求入党的典型，不仅让我在全局党员大会上发言，还让我入党的消息上了《光明日报》。
国际世界语大会上，与克罗地亚世界语者合影
1989年，全国世协新当选的秘书长蒋鸿章同志刚调回苏州老家，短期内很难再调回来上任，陈原会长希望我先把这个担子挑起来，于是我担任了全国世协的代秘书长。我上任后面临许多困难，尤其是上级停拨经费以后，会刊《世界》杂志很难继续办下去。我主要抓了几件事：第一、我认为全国世协和地方世协以及全国的世界语者应当互相支持加强联系，除了发展地方世协成为全国世协的团体会员以外，我认为应该“走出去”，于是我去上海参加了上海世协的成立大会;去苏州参加了高校世界语教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去常熟看望了张麟瑞同志，他一人独自刻印出版了为世运服务的中文小报《绿萤Verda Lampiro》，他的刻印技术很高，报道及时，很有特色，小报深受广大世界语者欢迎;去南京访问了江苏省世协负责人之一，《世界语邮票目录》(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编者宋绳坦同志;去镇江拜访了著名的世界语者王崇芳同志，世界语出版社的《骆驼祥子》《周恩来传略》等书都是他翻译的;去天津，支持天津世协召开的面向全国的友好城市工作座谈会，会开得很好，交流了经验，达到了目的;去泰安，和副会长谭秀珠同志一起参加了山东省世协的年会。第二、我倡议召开全国各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世协秘书长会议。青岛市委副书记刘镇同志是了解、支持世界语的，在他影响下青岛市委宣传部也大力支持世界语工作。他们也支持召开秘书长会议的倡议，答应在青岛召开并由他们承担会务。我在开幕式的发言中诉苦较多，可能有些消极影响，听到批评意见后，我立即改正，在闭幕式的总结发言中我就努力给大家鼓劲。会后我和青岛市委宣传部及青岛世协商谈《世界》杂志问题，决定《世界》杂志仍由全国世协负责在北京编辑，青岛方面负责出版、发行和筹措经费。我回京后把《世界》杂志的刊号转移到青岛，办完相关手续后就可以在青岛继续出版，总算为全协解决了一大难题。第三、第一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在昆明召开后已经六年，应该召开第二届了，我和负责国内工作的张海平同志曾经去过武汉找湖北省世协，想争取湖北省委的支持，但没有成功。后来唐山世协积极沟通，得到唐山市委的大力支持，第二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就在唐山召开。全国世协也借此机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领导班子。第四、1992年在青岛召开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是全国世协的重点工作，我和戴颂恩同志负责。青岛方面，刘镇同志和负责承办太平洋大会的市委宣传部也非常重视，在双方亲密合作下，几年内办了不少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拍摄《希望》世界语教学片，并用它在中央电视台开办世界语讲座;青岛参加太平洋大会筹办工作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全国世协组织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一起参加了75届和7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考察了国际世界语会议的开法，同时也宣传了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并发出了邀请;我们还在青岛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国际会议，由少数几个国家的代表和国际世协的代表参加，为太平洋大会作准备。唐山大会以后全国世协已经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我已经不是代秘书长了，但太平洋大会的前期筹备工作一直是我和戴颂恩同志负责的,新秘书长就派他们二人在大会开幕前提前半个月去青岛坐镇，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第五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如期召开,有八百多位各国世界语者参加,大会开得很成功,有中国特色,各方面都比较满意。1993年初，我结束了全国世协的工作，正式开始离休。
责任编辑：柴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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