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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铃：我的世界语人生(一）
刘 铃：我的世界语人生(一）
发布日期：2021-09-16 11:23
发布时间：2019-05-21 15:30 来源：协会秘书处
文/刘 铃
编者按：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70年里，中国的世界语外宣工作在国际世界语运动中独树一帜，在这个过程中，也涌现了一批世界语工作的骨干力量，他们从语言发展、运用到国内外交流、联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将世界语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刘铃先生，是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早期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一生见证了中国世界语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转强的过程，我们将通过刘先生娓娓道来的讲述，来了解一段鲜为人知的世界语历史故事。
刘铃先生早年工作照
我出生于1927年,是地道的北京人。世界语名Sesdek,曾用名刘兆荃(用于旧中国)。1939年在成都华西大学附属高中吴先忧校长开办的星期日世界语班开始学习世界语,虽然因故未能坚持到底,但对世界语的感情已经生了根。1946年我毕业于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为了正音曾去函社见了冯文洛老师一次,看到他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干世界语的,印象深刻，很受教育。 抗战胜利后,1947年我回到北京，就积极寻找当地的世界语者，在重庆和天津世界语者的帮助下找到丁汇川和赵炳南(都是报社记者)，因人数太少无法成立组织，也无法庆祝世界语诞生六十周年，我就作为北京世界语者的代表参加了天津世界语者的庆祝会。天津的会在周原阜家举行,当晚我就住在周家，经过长谈我得知周收到许多各国世界语者的来信，但来不及处理,周约我来帮忙。不久，我学了英文打字，再次赴津开始用世界语进行国际通信。1946年年底，在北京发生了沈崇事件，引起全国民众的游行抗议，我就在复信中揭露美军的暴行，这是我用世界语进行对外宣传的开始。后来，周为我解决失业问题，介绍我到华隆总行当练习生，后升办事员。这是一个不到十人的小贸易行，周是股东之一，做倒卖粮食和进出口生意，我负责向客户收款和跑银行，平时在家摘录报纸上的重要行情，我主动买了座标纸，画了统计图，供领导参阅。半年后，华隆总行宣布因亏损歇业，我又失业了。副经理突然问我愿不愿去解放区，如愿意可找周谈。我在重庆北碚国立重庆师范上学时，课余学习世界语，班上有个三青团员看见我的世界语书上有绿星就问我，为什么用五角星，是不是和共产党有甚么关系，我回答说五角星并非共产党专用，世界各国都用五角星，但颜色不同意思也不同，美军的汽车上都有个白色五角星，不会和共产党有关系。有这样一个三青团员盯上了我，我不敢在教室里公开看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好在学校没有围墙可以随便上街，又很近，我就每天饭后去街上的新华日报发行站看报，加上受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和附近江苏医学院的进步学生的影响，我思想左倾，同情共产党。毕业后在北碚山区小学教书时，校长比较开明，我就自己订阅新华日报，组织同事演出陕北秧歌剧《兄妹开荒》并亲自主演，还到天府煤矿为工人演出陕北秧歌剧《一朵红花》。由于早就心向共产党，听到能去解放区感到喜出望外，欣然同意。这次见周，才知道周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就是这样通过世界语的关系找到地下党，参加了革命。周向我传达了党的决定(送我去解放区)和要求(去解放区要改名字)。1948年初，我背着父母离家出走，根据党指定的路线和接头的方法，化装成去济南的商人，通过国民党军警宪特并不严格的盘查，进入了解放区，改名刘铃(用于解放区及新中国)，正式参加了革命。令我惊讶的是，接头语竟是“天津李振中介绍来的”，这个李振中就是我在华隆的同事。后来才知道，华隆总行就是天津地下党设立的一个机构，在我走后华隆又继续开业，又招收了一名知识青年，最后也参加了革命。到解放区后，我被送到河北正定，进入晋察冀边区办的华北联大政治班学习。后来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成华北解放区，华北联大也和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合并成华北大学，校长是吴玉章，校址还在正定。没有校舍和食堂，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觉悟提高很快。当时傅作义还是国民党在华北的最高统帅，曾经派骑兵偷袭冀中解放区,我们这些学生就打起背包,连夜急行军转移到邢台，敌军撤走后又回到正定。为防国民党空袭，分散住在郊区农民家，也学会了像八路军一样为农民服务。1948年底，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我们这批政治班的学生都提前毕业，到平山接受党中央的集训，和各地抽调来的老干部一起学习城市政策，然后兵分两路，行军到平津外围待命，我被派往天津。1949年1月天津解放时，我随军入城，作为军管会的干部参加了接管工作。我被派往第九区，和其他同志一起负责接管全区的小学校。我工作很积极，不久参加了共青团。
1949年夏，天津一位老世界语者李劳荣告诉我，北京将要成立一个用世界语的单位。我很想干世界语工作，就打了个报告，各级领导都很支持，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去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这个用世界语的单位还没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不同意我留在北京等待，责令我回天津原单位。我听说冯文洛老师已经调来北京师大附中，就去看望他一次。正赶上开国大典，我就在路边看了游行队伍后回了天津。回到天津后我被派到九区第三小学任政治教员，后来区里成立领导各小学的文教委员会，我又被抽调出来。后来九区改成八区，我历任八区人民政府文教科科员、统计股代股长、并当选团支部书记。1950年我就申请入党，支部大会已经通过，但区委没有批，因为我历史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外调比较困难，只好先挂起来。
责任编辑：柴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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